「我們」的反應有時還比自己意識到的更接近「他們」的反應。
文｜Heidi Maibom（辛辛納提大學哲學系教授）
[/vc_column_text][vc_column_text]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這個字眼讓人聯想到冷血殺人魔，或是極度聰明但冷酷無情的自我主義者，像是1970年代惡名昭彰的泰德‧邦迪（Ted Bundy）和電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裡的漢尼拔。在大眾想像中，精神病態者彷彿邪惡的化身；對研究者來說他們生病但並非邪惡，同時還是大腦失序的受害者。那到底什麼是精神病態，這些人又出了什麼問題？
根據加拿大犯罪心理學家羅伯特‧海爾（Robert Hare）發明的「海爾病態人格檢測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於1970年代首次提出，後來持續修訂並被廣泛運用在醫療診斷）顯示，精神病態者自私、能言善道且不負責任。他們的衝動控制能力較差，從年輕就表現反社會人格，而且缺乏同理心、罪惡感與自省能力。他們可能會偷竊、說謊、欺騙、不尊重他人和社會規範與法律。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會虐待手無寸鐵的動物，襲擊他人或試圖殺死兄弟姐妹和父母。就算他們被抓到，也不認為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是怪罪他人、教育或「體制」。
根據最近的統計數據，美國有超過90％的男性精神病態者關在監獄裡、假釋中或以其他形式涉及到刑事司法體系。精神病態者被認為佔了總人口的1％左右，這個數字震驚。由於他們與犯罪密切關聯，導致精神病態過去又被稱為「悖德精神病」。
這些對精神病態者的描繪主導了一般人與研究者的想法，人們認為精神病態者有病、精神錯亂、缺乏道德良知。換句話說，他們根本不像你我。但這種觀點是錯的，精神病態者並沒有完全缺乏主要能力，而且缺陷通常很小並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或許「我們」的反應有時還比自己意識到的更接近「他們」的反應。我們與精神病態者一樣，都能調整自己的同理心程度，儘管我們推崇同理心，但仔細觀察這種情感會發現，它其實更接近於自我保護的本能，而不是什麼「溫暖且模糊」的同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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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態者似乎不擅長整合做出正確選擇的所有因素，導致他們的動機經常顯得很薄弱。
在探討精神病態的議題時，研究者通常會提出兩個相互對立的道德理論。理性主義者認為，判斷是非對錯是理性的問題，而不是感覺的問題。但情感主義者認為，把精神病態者解讀成毫無理性完全錯誤，因為他們跟你我一樣擁有邏輯，而且他們通常比我們聰明，才會被描繪成欺騙專家。他們具有理性，但也有能力做出不道德的行為，表明道德敏感性不是只建立在理性基礎上。
但是，假如精神病態者如此聰明，為何他們還是會被司法體制抓到？在《沒有良知的人》（Without Conscience）一書中，海爾舉了一個例子：一名在病態人格檢測表得分很高的男子前往派對途中決定去買啤酒，但發現自己忘記帶錢包，於是順手搶劫了附近的加油站，並用厚重的木塊砸傷了店員。
因此，精神病態者並不是無法清晰思考的「非理性」，而是做出的行為非理性，掙扎於哲學家所說的「行動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之中。「行動的理由」是人們做出行動決定的基本考量因素，比如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否能滿足目的，而且不會與其他目的產生衝突。因此，雖然用棍棒襲擊店員確實能達到「為派對買酒」的目的，但顯然這與「不要被抓進監獄」這個目標衝突。精神病態者似乎不擅長整合做出正確選擇的所有因素，導致他們的動機經常顯得很薄弱。
心理學證據證明，精神病態者在推理方面有所缺陷，這影響了他們做決定的方式。他們通常只專注於手邊的任務（不管那是什麼），而忽略掉相關的環境背景資訊——當環境背景沒有影響時，他們能夠表現得很好。其他研究發現，精神病態者在改變反應方面也有缺陷：當過去能得到獎勵的行為，現在變成會被懲罰時（反之亦然），他們很難適應與調整這種改變。同樣地，海爾發現當他們要求精神病態者在迷宮找尋出口時，他們會固執地堅持最初的策略，即使受到痛苦的電擊懲罰也在所不惜。但大多數人會選擇改變策略，找尋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而精神病態者通常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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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激勵我們善待他人，形成對他人的道德尊重基礎。
這些發現支持了理性主義的觀點，即精神病態者的不道德行為歸因於某種程度上無法做出最正確的推理。但你可能也注意到在相同情況下，精神病態者不會像普通人那樣經常擁有恐懼的情緒，這又將我們拉回到情感主義的另一方，這派學者通常更聚焦在同理心。
除了部分學者持否定態度，同理心通常在理論家和研究學者中受到高度重視。部分原因是它非常符合第二個主要道德理論「情感主義」的觀點，情感主義者認為辨別是非對錯的能力建立在「感受他人感受」的傾向。因為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我們知道這些痛苦有多糟。由於這些共同感覺，我們會關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儘管這些事通常不直接影響我們。
這個主張最好的證據是同理關注（empathic concern）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從事相關研究的心理學家主張，同理關注在社交能力和道德理解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丹‧巴特森（Dan Batson）認為，同理關注是對需要幫助的人發出一種溫暖、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感受，並導致做出真正的利他行為。同理心激勵我們善待他人，形成對他人的道德尊重基礎。精神病態者的情況似乎證明了這些觀點，因為他們明顯缺乏道德感與同理心。
然而，精神病態者在同理心測驗中表現卻出奇地好，考量到這些測驗通常是以自我陳述為主，大部分的精神病態者又擅長說謊，這個結果並沒有那麼意外。而精神病態者在測試生理和大腦反應的實驗中也產生了有趣的結果，例如能反映個體情緒狀態的「膚電反應」測試，當個體應對壓力、恐懼或憤怒而流汗時，皮膚瞬間能更佳地輸送電流。正如我們所料，當精神病態者看見人們痛苦的照片時，他們的膚電反應比一般人表現得還差。但在衡量驚嚇反應的測試顯示：如果給一般人觀看具有威脅性的圖片，他們在聽到巨大聲響時更容易受到驚嚇，而精神病態者在面對直接威脅時（例如鯊魚張大嘴的圖片）也做出一般人的反應，只是他們不會對社會威脅（例如痛苦或難過的人）做出反應。一般人對兩者都會產生反應。
神經科學家也研究精神病態者的移情反應。在典型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中，在與對照組相同的刺激程度下，同理心相關的大腦區域在精神病態者身上並沒有啟動。但是，當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哈瑪‧梅菲特（Harma Meffert）明確指示他們用手去撫摸「感受」時，研究人員發現，精神病態可以做出正常的反應。換句話說，當被明確告知需要同情他人時，精神病態者是能夠做到的。
芝加哥大學的神經學家讓‧德賽迪（Jean Decety）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他向精神病態者展示痛苦情境下的肢體照片（例如一隻手卡在車門），並要他們想像「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和「這件事發生在別人身上」。當精神病態者想像自己發生這種痛苦的事情時，他們的大腦表現出非常接近典型的移情反應；但當他們想像這發生在別人身上時，與移情相關的大腦區域幾乎沒有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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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依據懲罰、習慣或獎勵任意調整自己的同理心程度。因此，精神病態者只是對痛苦的人減緩自己的同理心反應，但並非天生對此無感。
如果精神病態者有同理心缺陷，那會是讓人非常困惑的問題。另一種測量大腦活動的方法進一步解釋了這個問題，針對精神病態者的腦電圖研究結果表明，他們看到痛苦的人最初的大腦反應基本上很完整，也產生了心理學家所稱的「朝向反射」，即注意力轉向刺激物的行為。無論是精神病態者還是非精神病態者，他們都完全無意識的產生這種即時反應。但不同的是後續反應：一般人的防禦反應會持續增強，注意力也更集中在痛苦的人身上；但相反地，精神病態者的反應卻減弱，最後變得毫無反應。為什麼呢？
其他的同理心研究提供了線索。研究證明，當面對一群準備打針的人群時，醫生和精神病態者的反應一致。醫生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同情他人，但在必須對病患做出不舒適甚至痛苦的事情時，醫生早已習慣做這些事，並且抑制了正常的移情反應。
這個解釋符合同理心和獎勵之間的關係：人們會依據懲罰、習慣或獎勵任意調整自己的同理心程度。因此，或許我們應該用相同的方式看待同理心和精神病態，他們只是對痛苦的人減緩自己的同理心反應，但並非天生對此無感。
這些證據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精神病態，以及同理心在道德層面的作用。首先，認為精神病態者缺乏思考能力是錯的，他們既無法理解目的或目標的意義，也無法對此產生共鳴。我們可能要這麼說：精神病態者這方面的能力具有缺陷，但這些缺陷通常很微小，而且取決於環境背景。
在同理心方面，精神病態者並不是完全的異類——事實上，很多人會把他們描述為極具魅力和風度的人。就連頂尖的專家海爾也曾被一名精神病態者騙倒，他以為自己會拿到一筆車馬費支付旅費，但最後卻沒有拿到一毛錢。他在研討會上和這個人相談甚歡，而且中間從沒有懷疑整件事。更重要的是，這個例子讓我們知道精神病態者能騙過專家，也能做出人們以為他們不會做的事情，因此又怎能說他們是麻木不仁的機器人。
我們通常說這些人擅長偽裝欺騙，但另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同理心並不能被偽裝，只是精神病態者更擅長開啟和關閉自己的同理心反應。而我們學到的最後一個教訓是，當探討精神病態者的道德缺陷時，情感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的觀點都正確，因為研究證據皆支持這兩種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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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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